第249章 终于打上桥牌了(一)(2 / 2)

你说四十年不联系,马识途也不会说一句英文,当真还是朋友吗

你别管,朋友就完了,多少人想当这个友谊桥梁代表还没机会呢。

余切搞不好将来的人设就是拉美人民的老朋友……中拉友谊的代表了。

“这哪能呢!马老师,你肯露个面,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了。”

马识途既然都来了京城,余切就让马识途在他家里面住几天。

师徒俩两个各自处在不同的事业线上,只有晚上回来休息的时候,才能有些许交叉。马识途被余切安排在主卧,余切直接让出了最好的房间,马识途不要,挑了个最偏的地方。

结果,连晚上起夜也不容易见到老马了。

他一开始还担心老马这么搞,没人照顾他,会不会出事儿,但老马每天早上都会起来打拳,精神抖擞,晚上则固定早睡,比余切规律多了。

打拳结束之后,老马又被领导派来的司机接走:星期一是陪领导打桥牌,星期二是参与外国记者的采访;星期三是中华诗词会的小规模聚会……老马每天的生活丰富得很。

得!

我真想多了。

余切就全身心放在自己的事情上了。

《小鞋子》电影即将发布,引起了原先的捐款活动的新一轮高潮。按照之前的估算,捐款活动一共需要在十年内募捐两亿元,平均每年两千万。

现在光是慈善直接筹款就有七八百万,加上随后的电影分成,和国家补助,基本上可以完成当年目标。

一旦开了个好头,生产线拉起来了,国家就不会再让丸疫苗停止发放。

为了给这个捐款活动造势,也是为了给电影做宣传。余切接受了一系列媒体的采访,丸研究员顾方舟也跟他一起出现在公众视线。

1963年,《京城日报》发布了那篇著名的学习榜样的文章,22年后,《京城日报》也对余切和顾方舟做了专题报道:记者从两人中各取了一件事情写上去。

顾方舟当然是为了研究丸,拿自己还有自己的孩子做实验;余切则是在杭城会议上写下楔形文字“i”的事情。

《京城日报》的记者小何道:“顾老师,余老师,为了让咱读者理解当时的情况,您俩拍个实况照片吧。”

实况照片

“怎么拍呢”余切纳闷了,“咱现在又不能飞回到那个时候,能怎么拍实况呢”

小何笑道:“我们会喊几个人来当群众,当作家,当顾老师的孩子和同事,您再配合我们演出当时的情况……这样就能拍下来实况照了。”

原来是情景还原啊。

怪不得榜样学习文章里面,当时的照片被后人发现了一些bug——比如榜样拿着手电筒挑灯夜读,但是手电筒的影子落在了书籍上。

说明有额外的光源,这是个后来的补拍。

其实当年和余切现在的情况一样,事情是真的做过,但照片只能从后面再来拍摄。就算是文学发达的现在,国内也有许多人不认识字,乡村有个很受欢迎的职位叫“读报员”,就是专门给其他不识字的老乡,阅读报纸的。

记者小何道:“我们的很多大政方针,都是通过认识字的教师、医生,把里面的内容传达给其他人的;余切写过的小说,恐怕也不一定都卖出了书……有很多故事,是通过口口相传的。”

“我们需要文字,也需要实实在在的照片!哪怕这个照片有些瑕疵。”

余切笑道:“我一本书得有好几万字,多的甚至十来万字,这恐怕不容易用嘴巴说吧……记不住是一件事情,就算是记住了,口水都要说干!”

没等小何说话,顾方舟却哈哈大笑!

“余切,我们协和院就有好几个人,基本可以复述你的一两部小说,他们看了你的小说太多遍,就算是睡着了都能记得住情节。他们也是你电影的第一批观众!我们协和院全体人员,都会买票支持你的!”

余切朝他敬礼:“顾院长,我永远感谢你的支持。”

随后,《京城日报》真找了几个年轻人来当群众演员,配合拍摄照片。

“咔擦!”

余切的“实况照片”就出炉了,照片里面,余切顶着12月杭城的严冬,在会议上写下至关重要的楔形文字“i“,这个作家呼吁其他人关注读者本来的价值,然后就写出了《小鞋子》一文。

顾方舟就比较尴尬了,因为找不到像他当时孩子那么小的婴儿,只好找了个跟余切差不多大的报社年轻人,在照片里面露出个后脑勺,整个人蹲下来,假装这就是顾方舟的孩子。

顾方舟尴尬道:“我孩子当时才八个月。”

这次轮到余切笑了:“你孩子八个月就这么大了这怎么能是八个月呢”

记者小何写了个文章《丸之父和慈善之父》,刊登在《京城日报》:

“顾方舟面临两个问题:是选择苏联的技术,还是美国的技术两个超级大国每年为全世界提供一千六百万支疫苗,但这些疫苗全部拿给中国的孩子用,竟然也不够!我们的人口特别多,我们的资金特别少。”

“他做出了第三个选择:研究自己的丸。”

“……”

“余切受朋友所托,正接过接力棒,从他的手中变出丸!他知道这不是真的源源不断,他写下楔形文字,决心用文字来打动人,让大家来共同关注这个病症。”

“于是,慈善基金会第一次有了专门替特殊病症设立的账户,于是,中国第一个做慈善的作家诞生,于是,更多的病症开始用相同的栏目进行募捐……在经济改革的浪潮下,他走出了非市场、非国营的第三条路,慈善之路。”

这文章的效果是很明显的,发出去之后,《日报》转载了这一文章。随后,众多纸媒都开始转载《丸之父和慈善之父》,余切又得了个名头“慈善家”。

“慈善”这个概念,在西方正红火,被认为是除了市场和行政之外的第三道救急贫民的防线,第三种分配方式。

尽管在中国大陆,“慈善”是一个为时过早的命题,但不妨碍各类经济研究员对此发表评论,尤其是这个话题又涉及到著名作家余切。

所以,伴随着《小鞋子》电影的预热,一时间有不少经济类报刊都刊登了“作家余切”去年弄的慈善捐款。

许多研究员为了写论文,就去查资料,然后发现——我艹,余切居然是学经济的,是咱们自己人!

他的导师还是鼎鼎大名的胡岱光老子的教材都是胡岱光编的。

这会儿大陆有好几个经济类报刊,分别是最早的《中国财贸报》,《日报》的副刊《市场报》,以及省级别的《经济生活报》……

评论员们纷纷用热情的语言,赞扬了余切的高风亮节。

最重磅的报道来自于《世界经济导报》,这是一份中央和地方学术机构联合创办的报纸,里面有不少大神出没。当时,该报纸规定学者、专家的名字前不加“著名”等帽子,官员只用简单的官衔,名字后面也不加“同志”这一称呼,十分罕见。

在这份报纸上,余切被认为是让大家吃上丸的人。一个叫吴景连的震旦大学教授,从余切去往日本筹款开始,再到他在国内写出的一系列小说,最后从国内外都拉到捐款为结束,写出了一个江湖行侠一般的故事,写的风趣幽默,妙趣横生。

就算是一个专业的小说家,也差不多是这个水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