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空天轰炸机的产量没有跟上，保有数量仍然非常有限，所以共和国天军不得不以战略轰炸机为主要力量，只是在对付一些特别关键的目标、以及特别危险的军事目标时才会出动空天轰炸机。

与此同时，海军也在太平洋上发起了代号为“扫帚”的战略打击行动。集中了4支主力舰队与2支航空舰队，对埃弗里特、布雷默顿、长滩、圣迭戈等海军基地，以及西雅图、旧金山、奥克兰、洛杉矶等主要港口进行了全面打击，以彻底瓦解美军在太平洋地区的作战能力。

这个时候，共和国海军的重点并不在太平洋上。

受海运能力限制，要将全部作战舰队派往大西洋，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增强航线上的运输能力，特别是向前线运送弹药物资的能力。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比较复杂，而且困扰了共和国海军好几年的问题。

更重耍的是，共和国海军必须调整战略打击计划。

因为最高统帅部只让天军负责打击美国本土西北地区，而没有让天军负责打击美国本土西部地区，即加利福尼亚州等地，所以海军在向大西洋转移兵力之后，首先要考虑的就是将洛基山以西的地区炸成平地，然后再对付其他地区。如此一来，就得尽快夺取墨西哥湾的制海权，让主力舰队能够深入海湾，充分发挥大口径电磁炮的威力。

如此一来，海军不得不放弃北上的计划，把重点转向墨西哥湾。

不得不说，这一变动对共和国海军的作战行动、甚至对整场战争的发展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

不管怎么说，要进军墨西哥湾，也得先解决后顾之忧。

2月2日，共和国海军集中了大西洋上的几乎全部力量，即8支主力舰队，4支航空舰队与2座海上基地群上的数千架作战飞机，对切萨皮克湾周边地区，也就是北起费城、经巴尔迪摩与华盛顿、南到弗吉尼亚比奇的美国东部核心地区进行了一次长达20个小时的全面战略打击。

这场打击，用“震撼”都不足以形容。

根据共和国海军的作战记录，在这20个小时内，分成2支舰队群的8支主力舰队里的大约250艘大型战舰各进行了2次炮击，且每次都按照作战守则，消耗了大约六成弹药。也就是说，8支主力舰队投送的弹药就高达25万吨参战的4000余架作战飞机中，除了1500架制空战斗机与辅助飞机之外，其余2500架多用途战斗机总共执行了14000架次任务，投弹量超过10万吨。

打击结束的时候，费城、巴尔迪摩、华盛顿与弗吉尼亚比奇几乎变成废墟。

事实上，正是这场打击，迫使美国联邦政府迁往丹佛。

当然，受到打击最严重的还不是这些大城市，而是被称为“美国海军摇篮”的诺福克海军基地。投向这座港口的10万多吨弹药，几乎将整个港口从地面抹掉，别说港口里的基础设施与舰船，就连用混凝土浇铸的码头都被炸得粉碎

消除了后顾之忧，共和国海军才正式进军墨西哥湾。

到这个时候，共和国海军也拥有了深入墨西哥湾的资本，因为就在2月3日，古巴当局接受了共和国开出的条件，以集约集团盟国的身份参战，并且向美国宣战，随即向共和国军队开放领土、领海与领空。

12个小小时之内，共和国海军航空兵与第一批陆战队官兵就进驻了古巴。

卷十四 硝烟漫天

第122章 一发不可收拾

战后，关于共和国有没有必要对美国实施战略打击存在很大争议。

很多人都认为，到2063年的时候，因为美国已经丧失了战略潜力，且被共和国团团包围，只要共和国当局肯在一些问题上做出让步，就能以和平的方式结束战争，甚至能够占领美国本土，也就没有必要对美国进行全面战略打击。

暂且不管这种论点的对错，首先得承认，战略打击开始后，就很难收手。

对共和国的决策者来说，战略打击无疑是一种解脱压力与推卸责任的有效办法。说得直接一点，做出决策的不是某个人，或者某个小集体，而是最高统帅部，而这个战时最高决策机构实际上是由元首府、全体代表大会、政治协商大会、国务院、总参谋部与各种民间机构组成的。即便在这个机构中，元首具有最高发言权，以及最后决策权，任何重大决策也不是一个人决定的。由此可见，战略决策是集体决策，因此对美国实施全面战略打击也是集体决策，即便这个决策出了问题，也不会由某一个人来承担责任。更重要的是，这种责任关系不可逆推。换句话说，如果因为批准了战略打击而造成重大损失，需要承担责任的不仅仅有裴承毅，还有整个决策机构，结果就是不由裴承毅来承担责任。相反的，如果因为没有批准战略打击而造成了重大损失，由于是裴承毅单独否决的，就得由他来承担责任，而不是由整个决策机构来承担责任。

这种情况，在任何国家都存在。

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之前，最显著的例子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的时候，杜鲁门批准了向日本投掷原子弹的战略决策。要知道，以事后的角度来看，美国在1945年8月份用原子弹对付日本，几乎是多此一举。以当时的情况，即便美军不登陆日本本土，即便停止战略轰炸，只要继续保持战略封锁，因为严重的饥荒，日本也会在冬天到来的时候投降，不可能坚持到1946年，也就不会让美国损失100万官兵。问题是，以当时的情况，作为美国的最高决策者，在要不要使用原子弹的问题上，杜鲁门几乎没有选择的余地。用后人的评价来说，杜鲁门远远不是罗斯福那样的战略领袖，在政治场上最多算得上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也就不可能具有罗斯福那样的战略眼光与战略魄力，做出足以影响整个世界的重大战略决策。为了避免承担责任，特别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