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强此言，倒象是苏维埃党之主张。”蔡锷看着黄兴说道。

“对于苏维埃党，松坡万万不可等闲视之。”梁启超说道，“各国时髦政治家公认为无法无天之过激派列宁政府，报纸上日日咒它夭折，它却成了个不倒翁，支持了两年，到今日依然存在。不管苏维埃政权将来结局如何，它那精神毕竟不能磨灭。从前多数人嘲笑的空理想，却已结结实实成为一种制度。将来其历史价值，最少也不在法国大革命之下。”

在批判西方物质文明破产的同时，梁启超已经注意到了支撑了两年而未倒的俄国布尔什维克政权。

“现在欧美两洲，象法国、美国既没有皇帝的，人民很可以说是极平等自由，可算是极发达。但是只能说到民有、民治，还说不到民享。试看他们国内的平民受资本家的压制，穷人受富人的压制，什么煤油大王、钢铁大王、铁路大王，一人之富可以敌国。那般平民和劳动者连面包都找不到手。这是何等不平等的景象呢所以欧美现在便已经生出贫富不均的大问题来了。”黄兴说道，“苏维埃党人力求除此巨弊，但其法过于粗暴，非我国可取也。”

“苏维埃党人所持之主义，是要将现在经济组织不公平之点，根本改造。要而总之，即对于现在的经济组织，凡认为不合人道者，皆要重新组织一番。”梁启超点了点头，说道，“讲到国计民生上，其所持之主义自然是现代最有价值的学说之一。但我的意见，提倡这种主义，精神和方法不可并为一谈。精神是绝对要采用的，这种精神不是外来，原是我们所固有的。讲到实行，共有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还是且慢一步罢。”

第二百一十六章 手把手教民主

“现今之中国，要采用欧洲的生产方式。适用机器，但要避免其种种弊端。要在将来建立一个没有任何过渡的新社会。它可以吸收以前文明的精华，而决不成为以前文明糟粕的牺牲品。”黄兴说道，“目前中国实业尚未发达，马克思的阶级斗争、无产便用不着。”

“不错，瀚之以前便对我说过，科学的社惠主义有预期之目的可达，有一定的阶段可循，其进化之迹象与动植物之擅蜕相同，其因果之公律与物理化学之分析无异，非仅一种之理想。”蔡锷想起了最近北京城里发生的事，不无忧虑的说道，“自俄国革命之后，现今国人无不以谈社惠主义为时髦，以为有捷径可履，大误也。”

听到“时髦”一词，梁启超感叹了一声，点了点头。

对于中国知识界追求时髦产生的恶果，梁启超可以说是深有体会的。

中国的知识分子自晚清以来，在“救国图强”这个大目标下，一直被西方牵着鼻子在走，被西方的资本主义打败之后，一窝蜂似地高呼要学习西方的资本主义；当发现西方人自己在反思资本主义的弊端而兴起社惠主义时，又一窝蜂似地高呼着要学习社惠主义，趁机“驾乎欧美之上”。

之所以如此，其实正是中了西方“社会进化论”以及“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毒的表现。自严复“天演论”启蒙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就一直在追求一种虚无缥灭的“社会终极进化目标”，这个目标，曾极短暂地是“资本主义”；很快就变成了“社惠主义”；后来终于成了“共有主义”。

在1918年以前，在总数约260中的报刊中，发表社惠主义内容的报刊，只有近30种；而在1918年至1920年间，共计约280种报刊中，发表社惠主义内容的报刊，已达到约220种。这些报刊，既包括保守的改良派报刊，也包括激进的青年党报刊，自然也包含总量极少的共有主义报刊。总体说来，在1918至1920年间，几乎中国的所有政治派别的知识分子，都在谈社惠主义。这种趋势的影响下，连臭名昭著的北洋“安福系”御用文人们，也不得不开始谈社惠主义，以免落后于时代

“这回欧洲大战后的结果，社惠主义的潮流，真有万马奔腾之势，睡在鼓里的国人便也忽然醒觉，睡眼惺松的不能不跟着一路走。现在社惠主义的一句话，在中国却算是最时髦的名词了。”黄兴不无苦涩之意的说道。

“社惠主义学说，其属于改良主义者，吾固绝对表同情；其关于革命主义，则吾亦未始不赞美之，而谓其必不可行，即行亦在千数百年之后。”梁启超说着，从衣袋内取出了一张信纸，递给了蔡锷，“这是我和东荪、百里及君劢集思广益，广征博议，汇总出来的一点心得，名为公定之趋向”共计十六条，松坡和克强不妨看一看。”

蔡锷接过信纸，和黄兴一起看了起来。

“第一条：人类之福利，当以群性与个性互相助长，务使群性能保持平等，使个性能得充分自由。”

“第二条：中国之不振，由于制度不良，制度不良由于思想不良，故非先思想革命不能颠覆制度。”

“第三条：政治改造，首在打破旧式代议制度，故国民须有组织之自由权。”

“第四条：经济改造，在于既不抹杀智能之高下，也不致有生计压迫之现象。”

“第五条：世界改造，在于打破国家最高主权之论，使各国人自觉为人类一分子。”

“第六条：军事上取消极自卫主义，且为适合世界新潮，应取兵民合一制度。”

“第七条：国家之组织，全以地方为基础，中央权限当减至必要范围为止。”

“第八条：地方自治，应由各地方自动制定根本法以守之。”

“第九条：国民的结合，应实行地方和职业同时并举。”

“第十条：社会之生计，应对于土地及其他生产机关力求实行分配平均之法。”

“第十一条：生产之事业，应于分配平均之际力求增加之。”

“第十二条：教育普及为一切民治之本，故应于地方根本法中规定强迫教育。”

“第十三条：劳动神圣，为世界不可磨灭之公理，故国民有劳动之义务。”

“第十四条：思想统一，为文明停顿之征兆，故对于世界有力之学说皆应采取无限制输入主义，待国人采择。”

“第十五条：浅薄笼统的文化输入，实为国民进步之障碍，故对于所注重之学说应进行忠实深刻之研究。”

“第十六条：中国文明，实全人类极可宝贵之一部分遗产，故我国人有整顿发扬之责任。”

“这算得上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