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党醒狮杂志1922年9月，第二号：“农民大量弃地逃荒，究其个中原因，与布党党众当日煽动底层贫民搞的平粜阻禁运动有密切的关系。该运动的本意，是底层贫民担忧一旦遇上青黄不接的年份，省内粮价暴涨，进而威胁自己生计，故而以农民协会的名义，禁止一切粮食出境。这种措施既然是贫农自己所定，本来理应对贫农有利。但实际却不然。措施最先损害的便是佃农、自耕农的利益，其后才是中农、富农和地主们的利益。因为这些农民，都有在市场上自由出卖粮食的需求，然平粜阻禁之后，粮食不能在丰收与荒歉之间流动，导致其价格极低，种地反成了亏损之事，政府催还田赋，地主即推谷卖不出去，政府对此也无计可施；无力抗拒政府催赋的自耕农和佃农，则纷纷抛荒或违背租佃契约逃走。佃农、自耕农们放弃种地之后，粮食大量减产，贫农们美好生活的愿景自然也落了空更严重的是：贫农们这样闹，将粮食控制在省内，不许外运，导致邻省驻军的补给都出现了问题，激起了军队广大士兵的愤怒。”

“而贫农们之所以能够将平粜阻禁运动付诸实施，是因为他们掌控了农民协会。据时人的调查，农民协会不仅参加乡村统治权，而且在一些偏远地方还取代政府，实行所谓的农协自治，执行司法行政大权，独裁一切，遂成为一个农民的机关。不但乡村的一切权力归农会，并且已经进一步蚕食、干预县政府，几乎所有的农民问题都要交给农会，工人问题要交给工会，学生问题要交给才能解决，而县政府则门可罗雀，简直等于一种装饰品。可以毫不客气的说，由于布党的煽惑，一些地方的统治权在城市确已转到了工会，在乡村中确已转移到农民协会手中。”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此次遍及多省之农动，虽然由布党包办，但发动起来之后，却已不受布党的控制。在农协会的旗帜下，起来了的农民已近百万人，但绝大多数的农民协会，都不在布党的控制之下；许多则直接落入了地痞流氓手里，成为社会危害。舆论批评汹涌而至，以至于农民协会不得不做出对各级农协进行洗会的决定。”

“该决定主要提出两点要求：一、为使真实农民意见，在各级协会中充分表现，乡农协执行委员须绝对是耕田农民、专营手工业者，或体力劳动者亦可，其他的分子，尤其是地痞流氓，应严加淘汰；二、区农协执行委员35须属真实农民，专营手工业者，或体力劳动者亦可，25则属于有职业的知识分子，或是行动上表现为农民谋利益的人。带有流氓地痞性质的人，即应严厉防止，以免扰乱农民组织；该决定试图补牢于亡羊之后，但这次整顿却没有被严格贯彻下去，中途流产。农民协会这一事物，因其失控，也越来越被人所诟病。甚至于其党内亦有悲观失望者，其领袖何向仲亦曾言：照他们这样胡闹，中央只好关门，还革什么命本席可以大胆说一句：农民协会是一个空前的错误，党内众同志都应该明明白白承认的。我们看，农产品被摧残完了，工商业家都打得跑光了。上不要中央，下不要人民，还革什么命”

梁启超家书：

“近来连接思忠的信，思想一天天趋到激烈，而且对于工运农运之胜利似起了无限兴奋，这也难怪。本来中国十几年来，时局过于沉闷了，人人都厌倦到极，想一个新局面发生，以为无论如何总比旧日好，虽以年辈很老的人尚多半如此，何况青年们。所以你们这种变化，我绝不以为怪，但是这种希望，只怕还是落空。”

“我说话很容易发生误会，因为我向来有那些历史在前头，更何况又为进步党领袖。其实我是最没有党见的人，只要有人能把中国弄好，我绝对不惜和他表深厚的同情，我从不采那非自己干来的都不好那种褊狭嫉妒的态度。如今中国受病的总根源，在于把社会上最下层的人翻过来握最高的权。我所谓上层下层者，并非于富贵贫贱等阶级而言，乃于人的品格而言。贫贱而好的人，当然我们该极端欢迎他。今也不然，握权者都是向来最凶恶阴险龌龊的分子，质言之，强盗、小偷、土棍、流氓之类个个得意，善良之人都变了俎上肉。这种实例，举不胜举，我也没有恁么闲工夫来列举他。总而言之，所谓工会、农会等等，整天价任意宣告人的死刑，其他没收财产等更是家常茶饭，而在这种会中，完全拿来报私，然他们打的是打倒土豪劣绅旗号，其实真的土豪劣绅，早已变做党人了，所打者只是无告的良民而已。”

“近来各地方军阀们已不堪布党的逼迫，此前已经翻过脸，宣言讨赤，而且残杀的程度比北方厉害多少倍。同时布党势力范围内也天天残杀所谓的右派。前面那几张纸都是十天以前陆续写的，现在情形天天剧变，很有些成了废话了。据各方面的报告，最近三个礼拜内双方互斗，军阀杀布党，布党杀军阀明杀暗杀合计差不多有数千人送掉了，中间多半是纯洁的青年。可怜这些人稀里糊涂的死了，连自己也报不出帐，一般良民之入枉死城者，更不用说了。尤可骇怪者，布党内部自己的左右派也火并起来了而且大有水火不相容之势，而为达自己的目标，其各各又分头去勾结地方军阀说军阀固然不要脸，那么这党阀还象个人吗早知今日，又何必当初可见所谓什么为主义而战，都是骗人的劳什子，现在揭开假面孔，便原形毕露了”

“思永来信说很表同情于布尔什维克主义，我看了不禁一惊，并非是怕我们家里有布党分子，实在是因为看见象我们思永这样洁白的青年，也会中了这种迷药，即全国青年之类此者何限真不能不替中国的前途担惊受怕，因此越发感觉有做文章之必要。你们别要以为我反对共有主义，便是赞成资本主义。我反对资本主义比布党还厉害。我所论断现代的经济病态和共有主义同一的脉论，但我确信这个病非共有那剂药所能医的。我现在开出的是另外的方子这方子是进步党内集思广益的结果，不是我一拍脑子想出来的这方子也许由中国先服了，把病医好，将来全世界都要跟我们学，我自担任国务总理以来，便一直在照这方子给中国抓药。思永不是经济学专门家，当然会误认毒药为良方，但国内青年象思永这样的百分中居九十九，所以可怕。我想说的，是多给我一点时间，等我的方子出来实效后，看可以挽回多少罢。”

自由中国杂志1922年10月：胡适论通往奴役的道路：“那时候我与这位朋友所讲的那些人有同样的错误信奉社惠主义现在我引述一句。在那一段时间里，我还经常对我的学生们说：十八世纪的新宗教信条是自由、平等、博爱。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的新宗教信条是社惠主义。我当时讲了许多话申述这个主张。现在想起，应该有个公开忏悔。不过我今天对诸位忏悔的，是我在那时与许多知识分子所同犯的错误；在当时，一班知识分子总以为社惠主义整个潮流当然是将来的一个趋势。我自己现在引述自己的证据来做这个忏悔”

“现下共有主义思潮的泛滥可以说给我们这班新舆论家一个教训，什么教训呢这以可分三层说：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到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第二，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我们不去实地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单会高谈某某主义，好比医生单记得许多汤头歌诀、不去研究病人的症候，如何能有用呢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之徒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罗兰夫人就曾说过，自由自由，天下多少罪恶，都是借你的名做出的而现在我们应该醒悟了，一切好听的主义，都有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