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朔铭自言自语的说着，仔细地将报告看完了一遍。

“有意思，看样子这个人不光是恶霸地主这么简单啊。”他将手中的报告扔到了桌上，他盯着报告当中的那个面相看起来很和善但却透着杀气的三十几岁的中年人，“我正好想打一头大的老虎，这老虎就送上门了，真是巧啊。”

杨朔铭想了想，拿起了电话，接通了财政部情报局局长“降龙”的办公室。

“是我，对，你过来一趟吧，我有事情找你商量。是关于四川那边儿的。”

“你想在四川打虎”

“呵呵，对。”

“我马上过去。”

四川，宜宾。

此时，一男一女两个年轻的学生模样的人正伏在一处小山坡上，用望远镜眺望着远处一座宏伟壮丽的庄园建筑。

“他刘家大院好大的气派。”陶诗咏看着庄院里那些雕梁画栋的精美建筑构件，不由得恨恨的说道，“果然是没少搜刮民脂民膏。”

“没听老百姓都管他叫刘老虎吗”陶诗咏身边的恋人刘德升放下了手中的望远镜，也是气恨恨的说道。“都能把今后十年的租都收了，亏他想得出来。”

“现在他贩卖鸦片的证据已经收集得差不多了。”陶诗咏用望远镜仔细地观察着刘家大院往来进出的人们，说道，“到时候报告给上头，就能一下子扳倒他。”

现在的刘德升和陶诗咏，都已经被招募进了财政部经济调查局，成为了见习情报员。

他们俩和为数众多的调查局同事这一次来四川宜宾执行的任务，就是搜集当地的大恶霸地主刘文彩的不法证据。

刘文彩是川军第二十四旅旅长刘文辉的哥哥。1921年，刘文辉奉命率军驻扎宜宾，刘文彩先后被委任为川南税捐总办等多项要职。刘文彩有了财权和军权，即在川南横征暴敛，使川南人民饱受其害。

而根据刘德升等人的调查，刘文彩的发迹是很特殊的。与中国大多数的中小地主不同，刘文彩的发迹，依靠的不是精打细算和勤俭持家，而是通过两条非正常途径：枪杆子和烟杆子。枪杆子，一方面是指他倚仗其胞弟刘文辉的权势，从一个小财主一跃成为掌管宜宾、江安等几十个县的川南税捐总办，得以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另一方面，则是指他控制下的大量民团非正式武装，规模相当于一个混成旅。所谓烟杆子，指的是他利用自己川南水陆禁烟查缉处处长的身份，执法犯法，以禁烟的名义大量贩卖鸦片、制造吗啡，成为包销云南鸦片的毒品大王。

此前根据财政部情报局的统计资料，刘文彩在四川富户当中，目前位居第四十二位；他名下有5000余亩地，以及若干商铺和房产。

刘德升等人当然明白，财富的多少本身并不是判断某人好坏的标准。真正的标准，是获取财富的手段是否合法。刘文彩在30岁以前，走的其实也是绝大部分中国农民精打细算勤俭持家的发家路线。他1887年出生在大邑县安仁镇，当时家里有田产30余亩，务农之余还经营酿酒作坊。弟兄七人，刘文彩排名第五，他本人文化不算高，读过几年私塾后就回家务农，农闲时则走街串巷卖酒。几年后，刘文彩略有储蓄，又与族里人合资开了一家烧酒坊和一座水碾。而后来兄弟刘文辉的崛起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1922年的冬天，35岁的刘文彩走出了安仁镇，前往宜宾担任府船捐局局长，正式成为刘文辉后方的“聚敛大员”。此后，刘文辉军旗帜所到之处，凡与聚敛有关的要职，全部集于刘文彩一身。为刘文辉聚敛政治经费和战争经费，成为刘文彩此后最主要的工作。

为了给兄弟刘文辉聚敛钱财，用来扩大队伍和政治激交际，刘文彩在敛财方面可谓不遗余力。据刘德升等人的调查，川南地区存在着150多种名目的税捐，仅在宜宾收集的税票和当地人民的控诉，刘德升就知道确实可靠的名目达四十四种，其中有“禁v交捐”、“懒捐”、“锄头捐”、“厕所捐”等等，其中一些的名目可以说闻所未闻，故而，宜宾民间有“自古未闻屎有税，而今只剩屁无捐”的谚语。刘文彩还把多如牛á的捐税，用各种形式摊派到普通群众身上。刘德升等人通过调查暗访得知，宜宾城里买一张戏票，就要负担“娱乐税”、“印交税”、“伤兵亡友费”、“警士寒衣捐”、“政教经费”等14种名目的附加税。刘文彩控制下的川南，和中国其它省的一些地方样，也大搞田赋“预征”，根据刘德升等人搜集的税票，刘文彩贞地已经向川南农民“预征”到了1934年的田赋苛捐杂税和预征田赋的搜刮办法仅仅是一方面，由于刘文彩早年有丰富的经商经验，所以，他的敛财手段，除了多如牛á的苛捐杂税之外，还另有一手，即利用自己的权势，经营垄断投机贸易牟取暴利。

刘文彩刚一上任，便出资50000银元兴办“义和”银号，而仅仅不到两年时间，50000元的本钱就翻了好几个滚，回到了刘文彩的钱柜中，到了1924年，“义和”的规模已经极为庞大，本金突破百万，并且很快攀升到一千万，并在重庆、自贡等城市开设分号。经过刘德升仔细认真的调查，他认为刘文彩的“义和”一开始做的是“正经生意”，“是正常经营，以存款、放贷和汇兑为主要业务，兼做一些贸易”，但“没能做多久，随着政坛风云的急剧变化，刘文彩的经营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

刘文彩利用“义和”开始不择手段地捞钱，经营业务全部纳入投机贸易领域。本来是做“正经生意”的刘文彩这时转而从事“地下经济”，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投机商。

经过历时半年多的调查，刘德升等人得知，为了达隐蔽的目的，刘文彩要求：“决定不用义和的招牌，改换若干个各地不同的牌名，仍以宜宾为总号，内部统一管理，以便于隐蔽财产，做到下网快，起网快，结束容易，且在结束时不造损失。业务经营只注重囤积、贩运、销和变相高利贷。”而且业务经营只注重囤积、贩运、销和变相高利贷，以求最大限度地追求短期敛财效果。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刘文彩硬性规定各商号“只许赚钱，不许亏折”，年利率不得少于百分之五十，规定“囤积不限资金，经营不择手段”，达成这一“盈利”目标的基本办法，则是靠买断货源来垄断囤积，譬如设在叙府的“长发元”商号，把yà材中常用的、大宗的、价平的品种如当归、天麻、半夏、川芎等，在云南、川西等地买断货源，囤积待价，有时弄得各地yà商只好仰承“长发元”供应，用这种手段，刘文彩囤积的yà材等土产，牟利最多可达百分之八十。除yà材、山货之外，刘文彩依靠兄弟的枪杆子和手里大量的赋税，垄断的产业还包括食盐、棉交、高利贷等。在刘文辉的防区内，几乎所有赚钱的行业，都能看到刘文彩这只官商一体的垄断巨鳄的存在。

刘德升在给经济调查局的报告中不无悲愤的写道：“有权力开道，刘文彩在商海任意驰骋，普通商人根本无力与之抗衡。刘文彩做起yà材生意，德顺生、富元亨等十余家yà号便不能不垮台。刘文彩做运生意，植丰轮船公司、合众轮船公司就不能不关门。官商于自由竞争之害，刘文彩堪作一例。”

但刘德升通过调查知道，苛捐杂税也好，囤积居奇也罢，其实都不如刘文彩在川南的鸦片生意赚的钱多。

刘文彩还有一个兼任的职务，叫做“川南禁烟查缉总处”处长。该职务的责任，本来是响应北京政府1923年的一项决议自1923年起，在两年之内禁绝国内的鸦片。

但刘文彩任职期间的做法，却不是积极禁烟，而是积极地利用自己川南最高禁烟长官这个身份，大做鸦片生意。刘德升记录刘文彩贩烟的基本手段是：“在防区内辖有的五十余县，按县的大小，分设禁烟查缉处或所，各县乡镇还设有禁烟盘查分所，专门征收烟税，推销公土。表面禁烟，实则大开烟禁，以至于川南烟馆之多，骇人听闻。同时，其还为了进一步垄断鸦片运售，通令所属防区设立官膏栈，限定日期，强迫私商存烟，以低价卖给公家，然后又以公土名义，高价转卖给公私烟馆，让瘾民公开吸食，藉以敛财。对于产烟区域，每届秋末冬初鸦片下种时，则派员分赴各地，督促当地团保向烟民劝种，对不愿种烟者，则加重征收懒捐，并强迫下种，然后将其所收集的烟土，勾结上海烟商、流氓制造吗啡”也就是说，刘文彩实际上是以禁烟的名义，在川南辖区建立了一整套的“鸦片专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