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频繁欺诈，都属于新秩序中不那么令人愉快的特征。控股公司它是源自19世纪晚期“托拉斯”这条已被杀死的恶龙的化身如今非常兴旺。它允许一小撮股东控制一个分散在四面八方的连锁帝国，甚或是关系松散的利益集团，控股公司所行使的权力常常跟它的规模是如此不成比例。这些公司有时候层层叠加在一起，巴别塔伸向天空，底座却在颤抖。它们有时被用来掩盖公司财务的真实状况，以逃过监管当局或公众的法眼，这种情况并不少见。有一家被称做“合众国银行”的纽约州立银行，为了隐瞒它日渐增长的虚弱，而投资100美元，创立了一家傀儡公司，买卖这家银行变戏法似地变出来的另一家傀儡公司的股票，以制造繁荣的假象。局外人被这场一本正经的闹剧所欺骗，后来慢慢才怀疑这座表面有很多花岗岩和大理石的建筑成了一个债台高筑、账目不靠谱的空壳。
华尔街病症的另一个发展，是所谓的“信托投资公司”的迅猛增长，这些公司的功能，就是把借给它们的钱拿来投资，并向它们的股东和受益人派发纯收益。实际上，他们比赌博公司好不了多少，在这样的赌博公司里，就连天真的顾客也不会把自己的赌金委托给一个胡乱选择的赌伴，而是交给赌台管理员当然，他们主要是代表“赌场”的利益。有450万美国人把他们部分或全部的积蓄交给了信托投资公司。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了一个不计后果的融资继续加速的过程。在这一背景上，隐约出现了美国长期债务这个庞然大物。要成功地维持，就需要不断扩大的市场和全世界的繁荣。购买力的稍稍降低，或者价格的回落，都可以把震动传遍整个山脉。庞大的信用运作这一新的力量，依然没有被人完全理解，被某些人鲁莽地滥用着。普通的美国人则对特大规模的信用没有什么概念。普通人更熟悉象分期付款之类的家常形式的信用膨胀。
第三百八十三章 崩溃
打垮“销售阻力”的激烈战斗，导致了购买汽车、衣服、洗衣机、电冰箱、家具、珠宝的分期付款方式的新一轮扩张。实际上，它是生产者借给消费者的一笔贷款，因为后者缺钱，而前者急需销售自己的产品，比起通过降低价格、增加工资来提高民众购买力这种颇为费劲的办法来，他们更愿意选择分期付款的方法。到1929年，分期付款的好运气为它吸引到了成千上万的人。在这一强光照射之下，这一制度中的某些方面，比如夸大的价格、过高的分期付款利息连同对产品的歪曲等等，将会变得再清楚不过了。某些州象纽约和肯塔基的法律，设下了一个更恶毒的圈套，凭借这一圈套，可以扣下一个债务人的全部工资，直到他的欠账结清。
与此同时，重要的商业企业集中在更少人的手里。遍及全国各地的连锁店的打造，其重要性不亚于最近的汽车工业的大合并。集中化的产业，让每一座都会都成了地区网络的中心，每一个这样的网络，都适合制造、销售和分配产品的全国模式。大陆的经济从来不曾这样高度整合过，其均衡也从来没有这么敏感。边境、农场、乡村和中心集镇，最终都被城市的崛起所吞没。城市工业主义发号施令，这是此前从未有过的。1870年，工薪工人大约占劳动人口的一半，如今，他们占到了五分之四。
这些范围广泛的变革，几乎没有进入普通百姓的意识。在他们的脑海里，对个人主义及不受妨碍的个人奋斗的信条的忠诚，莫过于1929年。理论与实际的冲突，就象劳动者和资本家之间的潜在摩擦一样，依然是几乎感觉不到的，只要国家的经济机器还在以繁荣作为燃料运转着。
事实上，20世纪20年代的繁荣并非始终如一地健康。从后来的情况看，它类似于发烧带来的面红耳赤，而不是健康的脸色红润。农业依然在为它1917年至1918年间浮肿般的过度扩张而呻吟。连同煤矿和纺织品一起，它也属于被称为“生病产业”的临床病房。产业剧变的确很大，一种对饭碗的不安全感出现了好几年。甚至早在1926年，据估计，美国的失业者就有15万之众；到1929年，这个数字增加到了180万以上。乐天派们没有注意到，在美国，失业和贫困已经成了长期的社会问题既不是短暂的危机，也不容易通过个人慈善的努力来应对。为这一目的而筹集的个人基金和公共基金，当公共救济开支逐步攀升的时候，其比例在逐渐缩小。16座重要城市1911年用在公共慈善事业上的钱是150万美元，而到1928年，一年则要花2，000万美元。
美国的银行业务中的缺陷也引起了人们的怀疑。在1929年10月之前的6年时间里，银行破产以每天将近两家的速度发生，但由于违规者都是一些较小的机构主要在小城镇因此就缺少公开。商品出口跟生产能力不成比例。这个国家至少20的资源没有得到利用，导致国家收入损失了大约150亿美元，占它正在生产的商品和服务的四分之一。
然而毋庸置疑，美国经济的主要缺点不在于生产，而在于消费。1929年初秋，报纸的金融版面已经在为汽车和无线电的“沉重”、建筑业的不景气、沿着航空新边境蔓延的失望而愁眉苦脸。美国很多的生产努力，最近都进入了奢侈品和耐用品领域，如果没有紧迫的日常需求，对它们的购买就会被延期。最早的风暴警报过后，这些商品就会堆积在仓库里，导致机器停止运转，以及失业大军的出现。
到了1929年，美国人的购买力就已经显示出了严重的失衡，用于消费品的收入，比起流入投资渠道和短期拆借市场、流入为未来生产购置新的固定设备中、以及流入富人腰包的滚滚洪流，实在太少了。此前从未有过这样的时候，国民收入中有如此大的份额被存下来用于投资，也从未有过当前生产如此壮观地超过当前消费。全国三分之二的储蓄是年收入超过10，000美元的家庭存下来的。那些年收入低于1，500美元的家庭占总人口的40，实际上却入不敷出。600万个家庭占全国的五分之一年收入甚至在1，000美元以下。年收入在5，000美元以下的美国家庭要花掉绝大部分收入才仅仅维持温饱。因此，在那些“不能享受充足食品”的家庭当中，十家有九家几乎别指望有可观的积蓄。
正统的经济学家们坚持认为，储蓄导致更多的固定设备和更高的效率，反过来又导致更低的生产成本、更低的价格，以及大多数人更大的购买力。然而，到1929年，有一点已经变得很清楚了，就是这条因果链发展出了薄弱环节。大众的购买力并不能消化全国的产出，不只是因为工资增长的幅度相对较小，而且还因为零售价格在1922年至1929年间实际上没有下降。技术进步所实现的节省，并没有以更低价格的形式传递给消费者。它们被转化为红利、存量以及更高的薪水和奖金。各种形式的垄断，象采矿业和制造业中伪装起来的托拉斯、联合、兼并，有助于维持价格的居高不下，即便新式机器、更好的生产方法和“效率专家”们提供的服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十年里把全美国的劳动产出提高了三分之一以上，但是，从这种丰裕中，普通消费者所收获的仅仅是不足挂齿的碎屑，就连生产商也只是收获了眼前的那么一点好处。计算利润，不应该按天，或者论季，而要基于广泛而长期的购买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