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对他这个穿越者来说，仍然透着神秘莫测的色彩。

就在这时，桌上的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

杨朔铭转身来到电话桌旁，拿起了话筒，电话的另一头，传来一个急促而兴奋的声音。

“苏联的二号人物是谁噢，我知道了，很好。”杨朔铭放下了话筒，回到桌前翻了翻，找到了一张贴着一个小胡子的俄国人的照片的表格，看了几眼，不由得扬了扬眉毛。

“有意思，他竟然会选择到中国来，这以后的历史走向，还真是不太好预测了。”

华夏联邦财政部情报局，秘密会议室。

此时，在这间不大的会议室里，坐着四个人，其中的三个人坐成一排，静静地倾听着对面的一张椅子上的那个把脸隐藏在阴影里的人的讲述。

这三个人，一位是情报局长“降龙”，一位是周冠笙，一位是水井。

“对于这次开庭，我知道，这仅仅是一个开端。往后，还会有一连串旨在剪除几乎全部布尔什维克党的创始人和十月革命的领袖们的大规模审判。从这一天开始，暗杀基洛夫的罪名便要在每一次大的政治审判中被提出来，并且每一次都要强加于所有被告人的头上。”

“许多对这一次所谓的莫斯科审判持批评态度的人士认为，斯大林之所以决定剪除老布尔什维克。其罪恶的根源在于他对这些人怀有不可遏制的复仇。他要报他们不趋附他的政治路线的仇，要报他们坚持执行列宁遗嘱的仇，因为遗嘱建议撤销斯大林的党中央总书记之职。斯大林的复仇快感这一术语，是他有一次在与加米涅夫和捷尔任斯基的似乎友好的谈话中无意间说出来的。这次谈话是1927年一个夏天夜晚的事情了。隔了很多年，才有了这一系列的审判。当时，斯大林摆出一副推心置腹的模样说道：盯住敌人，仔细研究实施打击的每一个细节，为这不可避免的复仇开心一番。然后休息休息。哎，还有什么能比干这事更快活呢”

“斯大林有这种凶残的意识，实际上丝毫不足为怪。在高加索那块他出生和成长的土地上，流血仇杀的现象持续了几百年，直到如今也屡见不鲜。毋庸置疑，复仇欲在斯大林剪除布尔什维克老近卫军的阴谋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但是，问题还不仅仅在于复仇。其实，斯大林首先就是个政治上的实用主义者。他办事冷静，老谋深算。众所周知，他曾出于谋略而多次克制自己的感情行动。在争权夺利的路途上，他不只一次地舍去尊严而吹捧自己的对手，有时甚至还吹捧自己的死对头。而且，只要对他有利，他就可以背弃自己的至亲好友。例如，尽管他对托洛茨基恨之入骨，但在十月革命胜利一周年之际，他却出于个人需要，把这个对手吹捧一番。他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将托洛茨基捧为十月革命起义的主要领导者，党应该把促使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几乎不放一枪就投奔到布尔什维克阵线上来的功绩归之于托格茨基。正如你们所能想象的，斯大林当时就这么巧妙地把对死对头的刻骨仇恨埋藏在心中。后来，这种仇恨凶猛无比地发泄出来，最终导致了托洛茨基的彻底垮台。”

“另外，多年的友谊也丝毫不能影响斯大林杀害布都穆迪瓦尼和谢尔盖卡夫塔拉泽，只因为这两人曾一度站在与他对立的政治立场上。”

“应该说您对他也非常了解。”周冠笙看着这位他曾一度很是崇拜的革命家和社会活动家，流利的用俄语说道，“您的说法验证了我们所知道的关于他的情况。”

“我比任何人都更了解斯大林的政治野心。我刚才和你们强调过斯大林特别记仇。不过，我认为，贪得无厌的权力欲，才是斯大林最主要的特点。我记得那是1928年的一天夜里，那时我还是政治局委员和共产国际主席，我悄悄拜访过加米涅夫，以表示我对他的支持，以及反对斯大林及其卑劣阴谋活动的立场。在我与加米涅夫谈话时，我曾用了这些话来形容斯大林：他是一个不讲原则的阴谋家，世界上的一切，全部都要服从他的权力欲他时刻准备改变自己的观点，只要这样做有助于他除掉你和我他一心想着的就是抓权。为了巩固权力，他暂时向我们让步，但以后却会把我们都扼死斯大林只会报仇，他怀里时常都揣着一把匕首。”

“您的这个评价是实事求是的，因为它不是为某个群众大会准备的，也不是为了蛊惑人心，而是单独说给一个本身也非常了解斯大林的人听的。”周冠笙点了点头，示意那个俄国人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继续说下去。

“现在回过头来看，斯大林消灭布尔什维克老近卫军的决定，是他整个篡党夺权行动的必然结果。开始，他满足于把对立派领袖放逐到西伯利亚和监禁在集中营里。但这仅是暂时的，因为他正忙于巩固自己的制度。这一目的达到后，他就认为自己的地位稳固，于是开始毫无忌惮地向潜在的对手们下毒手。这些人一个一个被杀害，彻底地、永远地退出了政治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