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原因便是赵柽对宋代这种科举制度保留看法,前世他记得自己刚刚会记事就开始饱受学习之苦,可这一切就是为了应付现代的科举制度高考,而谁都知道大学生多的都臭了街啦,好工作找不到便又一窝蜂的考公务员去当官,可这些读了十多年书人学的那些东西与社会严重脱节,好在他们并不是考上了就去当官,还要慢慢熬资历。
但是宋代童年时基本相似,学者叶适曾言天下之士,虽五尺童子无不自谓知经,传写诵习,坐论圣贤,其高者谈天人,语xg命,以为尧舜周孔之道技尽于此,雕琢刻画,侮玩先王之法言,反甚于词赋。经文挂在嘴上,便可能有个好前程,廉耻、义命不大顾得上了。可不同的是这些书呆子们一旦登上黄榜便立刻授官的。
想想这婿门可能都分不清南北,麦苗、韭菜都分不清的人去管理地方会是神马结果在这种风习之下,士人的气质品格渐渐退化,心术ri坏。欺世盗名者愈出而愈巧,粉饰涂抹之术越来越jg,而不知兵财政刑为何物。正所谓进焉而柔良,退焉而刚方,面焉而唯唯否否,背焉而戚戚喳喳,成焉而挟其所尝言以夸于人,不成焉而托于所尝料以议其上。
为了解决这个“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习”的问题,也有许多政治家对考科都有相当深刻的见解,但很难统一起来。考试体制一直变换不定,可这种想求实而又难规范的考试搞得君臣都很伤脑筋。
宋前期,承唐旧制,设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学究等科目,通称诸科。宰相范仲淹诸人不满意,提意见。仁宗皇帝觉得说的不错,认为拘泥于声律词意,豪隽奇伟之士难以发挥说通天地人之理,明古今治乱之原,才是博啊并于嘉祐二年增设明经科到了神宗时,王安石认为少年闭门学作诗,等到他当官的时候还不通世事,这是摧残人才,所以提议改考经义、论、策。苏轼反对说,得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法在于责实。由正人君子审好恶,才能选有德之士。如设个名目来取,是教天下人作伪。比如人人都可扮演孝廉。至于文章诸事,策论为有用,诗赋为无用,就政事来说,则均无用后来徽宗时蔡京又仿王安石搞“崇宁兴学”,且一度取消科举考试而从学校取士授官。如此办法虽然发展了教育,但从选人量才的角度看,却更加一律化,士子ziyou发挥的余地更加狭窄了。
由于考试官学sè彩逐渐增加,又限制了创造xg,士人一旦掌政,便要释放ziyou意志,这与皇帝要求的“才”有一定的差距。而为了驾驭选拔上来的人才,对这些饱学之人,皇帝只得累任累贬他的官员,既用他们的才,又得想法限制他们的权。这一套章法执行起来有时皇帝也很不耐烦,而更相信自己的眼光,这也许说明赵柽有当皇帝的潜质吧
其实到了杨时等人的地位,以及他们的见识和经历谁都知道科举就是权宜之计,实际上就是统治阶级统治的基本工具,其目的是要把天下人捆在官阶上,使他们少起异心,然后再将他们锁在一张牵制的网上,赵柽看得明白,可他们这些进士出身的人即使看明白了,又怎么敢承认呢如果认了,那不就是打自己的脸吗
第四十章能力
人为无定xg之ziyou体，且不论以所谓定xg的才来衡量人是否可能，就是这个“才”的指标也不一而足。以宋代为代表的中国封建文官制度，在正奏名之外所开的特奏名、奏荫的缺口，其以虚假的考核、虚拟的名位所网罗的各类人，考试种类的增多，取士数量的增加，入仕的ziyou选择xg大了，但考试科目的官君王选的是“才”，而非“人”。
中国之科举至宋代臻于完备，可宋代的科举也真是个怪胎，同样也涉及到了这个根本xg难题。一方面选拔雄才大略之士之多是中国历史上其他朝代无法比拟的，同时也造就了积弱政治与军事，且科举考试的扩大，再加上“恩荫”和凭年资叙迁的“磨勘”，使宋代的官吏队伍急剧膨胀，以致宰相宋痒哀叹：“州县不广于前，而官五倍于旧，吏何得不苟进，官何得不滥除”
不少人说中国的文官制度如何开了世界先河，其实它与现代西方文官制度大相径庭。ziyou政治是希腊传统，也是士大夫们治国善国的理想，恐怕士大夫自身也没有自觉意识。但中国皇权那肯定是不可容忍的，并且皇帝和大臣总在怀疑这种哼哼唧唧赋诗量“人”之“才”的可靠xg，是否有补于政事，这种形式亦屡为人诟病，所以能否选出人才还得看皇上的心情
争论之余，赵柽的新班子也知道，要想推行新政也需要一批可靠的人。当年王安石就是急于求成，用所非人，导致政策到基层走了样，为了完成指标。不分贫富，采用一刀切的办法，搞得天怒人怨，被人抓住了把柄，结果是功败垂成。
现在王爷在路学中悄悄培养一批人，这些人熟知政策，且术有专攻，且经过跟随大军西征。取得了治理地方的实践经验。且这些人出身多为草根，懂得民间疾苦，了解民情，担任基层工作正合适。缺乏的只是个功名而已。将这些人以举荐的形式放到基层任职推行新政，加上他们在上面指导，应该是令人放心的，起码不会出现乱搞的现象发生。
如今人事问题取得了共识，放在在他们面前就是经济问题。没有钱是什么事情也办不成的，而现在府库空虚，事情又不能耽搁，这就需要从政策上进行调整。而要搞到钱又不能伤民之根本，的确也是个难题。这就需要考量这几位经济理论家的能力了
宋代本来推崇一本仁厚的裕民之政，但三冗问题一直难以解决。财政总是入不敷出，所以后来破了太祖不加农田之赋的老规矩，变得像神宗说的那样古者十一而税，今则取财百端。兴利之臣不仅开卖官鬻爵、铸钱造币之财源，还于禁榷专卖上做尽了文章。
按照皇家的理论，山海天地之藏，市场货物之聚，不应让商贾独擅其利，而应收归国有专卖，以助国家之经费。于是一大批国营企业开办了起来。举凡最有利可图之商品均列入禁榷之列，由这些国营企业来专卖，这一卖可不得了，各种榷务司、易物司成立了，凡是暴利行业皆被垄断。
在经济学上，盐被视做完全无价格弹xg的商品，作为生活必须品，没有一ri能离开，不管贵贱人们都得买，所以历朝直至现代都实行专卖制以控制垄断，美名其曰保护人民身体健康宋朝对盐的统一收购价为每斤不过五、六文，但其中内含的人工成本仅为一文，而售价却高达三十文至六十文，获利数倍至数十倍，在销售上则按人口分配，甚至牲口都有配额，勒令消费，强制购买。
不仅如此，官盐的流通还极其困难，淮南盐洁白纯净，质量很高，但从通州运到真州，再从真州运到江、浙、荆、湖等地的途中，运吏船卒侵盗贩卖，再加入沙土以充数，对此朝廷即使严刑峻法也制止不了。运输效率的低下，又致使产地盐积压数万石，任凭风吹雨淋，产盐户还得不到极少的货款。消费者手中拿到的盐既质量差，还短斤缺两，所以尽管缉私严厉，私盐还是最终占据了大片市场。
盐之禁榷在实践上失败了，茶、酒也一样，从这点看还是与现代没有什么不同，烟酒糖公司变成单纯的烟草公司也还没几年，而烟草是那个时代没有的，否则也难逃。官吏榷务，以强制手段压低收购价，茶户便将粗劣的茶用来抵塞派购任务，将优质茶私下售给商贩。可能大家对交公粮的情形还记忆犹新，粮袋子里搁点压份量的东西的传统一直流传至今。
这样收上来的官茶质量可想而知，但咱是独家经营，价格自然还得提上去，买不买是你的事，价格是没得商量的，最终只能看着仓库中的茶叶发霉变质，可这是公家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