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孟子为兼经。第一场选考本经中的一经，第二场考兼经，都要“务通义理，不须尽用注疏”；第三场考论；第四场考时务策。同时废罢明经诸科，另设明法科，凡是原先应试明经诸科，而又“不能改试进士”科的，考明法科，“试以律令刑统大义断案，中格即取”1。新的明法科，时称新科明法。

2资治通鉴卷204，天授元年二月辛酉。

3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开宝六年三月辛酉。

科举考试依据的是儒家经典，但是注释不一，还不能达到统一思想的目的。王安石创立的“新学”派，是新兴的“宋学”中体系相对完整的学派。宋神宗对王安石说：“今谈经者人人殊，何以一道德，卿所著经，其以颁行，使学者归一。”1以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派以“新学”派的观点撰注诗义、书义、周礼义，合称三经新义，于熙宁八年颁布学校，作为教科书。此后，三经新义成为科举考试的依据，以此选拔拥护改革的官员。元祐时，新学派遭到打击，但理学派、蜀学派，都还是小学派而未受到重视，只提出“王安石不当以一家私学三经新义，令天下学官讲解”，并不得引用王安石的字说，而要求用“诸家之说”，以及考试“添诗赋”，但没有恢复帖经、墨义，曾分设经义、诗赋两科，后改为第一场试本经义及论语或孟子，第二场试诗、赋，第三场试论，第四场试子、史、时务策1。绍圣以后，又废试诗赋，“新学”学说又受到重视。崇宁四年1105规定，由学校“三舍法”贡士，而罢诸州府发解解试及礼部贡院试省试，直接参加殿试，大观三年1109科举考试只有殿试，遂无“省元”而有“上舍魁首”，殿试首名仍称状元。宣和六年1124，又恢复“省试”礼部贡院试。

南宋建炎及绍兴初年，因战乱而未举行“省试”，改行“类省试”，故无“省元”而只有“状元”。北宋时第二、三名俗称榜眼；南宋时俗称第二名为榜眼，第三名为探花。

绍兴末年以前，科举虽仍以“新学”学说解释经义为主。但“理学”在秦桧、赵鼎扶植下，在科举考试中也逐渐得势。高宗末孝宗初，“理学”遂与“新学”并为显学，科举中随权臣及主考官的倾向而变化，宁宗中期以后，理学派在科举中逐渐占优势，至理宗淳祐元年1241后，理学成为统治思想，新学、蜀学在科举中遂完全被排斥。

为防止在科举考试中作弊，淳化三年992殿试，首先实行“糊名封弥考校”，考官受命后不回家，直接赴贡院以避请托，后成为惯例。景德四年1007开始，“省试”也实行糊名考校。大中祥符八年1015开始，又设誊录院，考卷经誊录后再送考官，以防止考生在考卷上以“点污”形式与考官通同作弊。考官亲属历来另行考试，称为“别头试”，以防止考官偏袒其亲属；景祐四年1037起，诸路“解试”乡贡也实行别头试，而首都开封府及国子监别头试的封弥、誊录，则实行“省试”的制度，以及实行其他防止考试、阅卷作弊的措施，北宋及南宋中期以前，情况大体较好。理学在科举中日渐占优势之时，正是南宋日益腐败之日，科举中的奸弊也日益增多。嘉定十六年1223时，“伪冒滋长，摭取其优，凡十二事陈之，曰门关、曰纳卷、曰内外通传、曰全身代名、曰换卷首纳白卷、曰吊卷”等。史称：“至理宗朝，奸弊愈滋”，“所取之士既不精，数年之后，复俾之主文任考官，是非颠倒逾甚，时谓之缪种流传。复容情任意，不学之流，往往中第”2，可说是对南宋末年科举情况的最好概括。

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8，太平兴国二年正月；宋会要辑稿选举2之1，7之4、5。1宋会要辑稿选举1之1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08，皇祐四年十月丁亥。1文献通考卷31选举考四；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0，熙宁四年二月丁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