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足够的力量，自然得考虑如何利用这些力量。

也就在这个时候，帕特里奇提出了扩大轰炸范围的要求。

按照帕特里奇的提议，除了继续轰炸军事设施与重工业设施之外，美军还应该轰炸一部分对军事作战有帮助的轻工业设施，以及重要的基础设施。

当时，帕特里奇甚至提出，应该考虑轰炸三峡大坝。

按照他提出的理由，炸毁三峡大坝，能够瘫痪重庆与湖北地区的数十座兵工厂与上百家重工企业，使得中国的军事生产力降低一成以上。更重要的是，炸毁三峡大坝，必然会对江汉地区的粮食生产构成威胁，使得该地区的夏粮绝收，使中国的粮食问题变得更严重，从而削弱中国的持续抗战能力。

只不过，这一提议在加布里埃尔那里就被否决了，根本没有送到白宫去。

原因也很简单，炸掉三峡大坝，将对下游的数亿人构成威胁，必然会遭到国际社会的坚决反对。更重要的是，中国当局很有可能将计就计，让洞庭湖与鄱阳湖同时泄洪，以此打击部署在长江下游地区的美台联军。

受此影响，加布里埃尔只批准了轰炸三峡大坝周边变电设施的作战行动。

只不过，加布里埃尔并没有否决帕特里奇的其他提议，比如重点轰炸位于重庆万州与陕西汉中地区的桥梁隧道，切断四川地区与外界的地面通道。

此举产生的影响，绝对非常巨大。

要知道，打到这个时候，以四川为中心的西南地区已经成为中国抗战的大后方。仅拿四川来说，该省在二零一三年产出的粮食不但足以满足本省近亿人的需要，还对外输出，满足了附近几个粮食无法自给的省份的基本需求，并且为军队提供了足以满足五百万军人正常需求的粮食。

更重要的是，四川与重庆拥有大批重工业与军事工业。

仅在重庆，铁马重工生产的坦克就占到了二零一四年第一季度全国总产量的三分之一。

如此庞大的军事生产能力，正是中国军队坚持抗战的基本保证。

因为大西南的重工厂与军工厂都进行了转移与疏散，一些关键工厂甚至转到了地下，使得美军的轰炸难度大大增强。比如在重庆地区，铁马重工的几条坦克生产线全部设在大山的肚皮里面，上面有上百米厚的岩石，就算使用最先进的钻地炸弹，也无法摧毁。所以削弱中国军队战斗力的最好办法就是让该地区生产出来的武器装备无法运出去。

当然，影响还不止如此。

虽然四川与重庆有较为丰富的矿产资源，但是缺乏橡胶，以及一些战略资源，所以切断地面交通线，还能瘫痪该地区的重工厂与军工厂。

对帕特里奇来说，扩大战略轰炸规模，除了使北方战场上的中国军队无法及时获得主战装备之外，还能有效降低美日联军在该战场上的作战压力。

别的不说，为了保护后方的重要战略设施，中国空军肯定会将更多的j20部署在后方战场上，执行要地战略防空任务。如此一来，中国空军能够派往北方战场的先进战斗机将大大减少。

没有了空中掩护，北方战场上的中国军队就无法对抗美日联军。

事实上，这一影响，在美日联军发起地面进攻之前就已经表现了出来。

在美军扩大战略轰炸之后，帕特里奇也命令部署在北方战场上的美日联军展开了更大规模的战术轰炸行动，并且重点轰炸北京周边地区的军事目标。因为中国空军没有按照计划向北方战场增派作战力量，使得北京地区的防空系统大受影响，所以从六月底开始，北京地区的驻军不得不分散部署，躲避美日联军的轰炸行动。

大规模的战术轰炸，大大削弱了中国军队在北京地区的防御力量。

受此影响，罗耀武不得不一再调整防御部署，尽可能的拉平战线，缩短部队的防线，以减轻部队的防御作战负担。如此一来，中国军队就不得不主动放弃一些位于防线外围的军事据点。

在美日联军发起地面进攻之前，此举的最大影响就是降低了对敌后游击队的支持力度。

当然，这也与美日联军在前线的行动有关。

为了杜绝敌后游击队与中国军队的联系，美日联军从六月底开始，就在北京外围的战线上设置了一道纵深在两公里以上的无人隔离带。虽然美日联军在这条隔离带上设置了几个专门供平民通行的安全通道，但是所有平民都得接受检查。如果试图穿越隔离区，不管是平民还是军人，都将遭到拦截，甚至会在没有收到警告的情况下，被美军击毙。

可以说，美日联军此举造成的影响，绝不亚于发动一场大规模围剿行动。

反过来看，美日联军针对游击队的围剿行动，也为游击队争取政治权利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

卷一 时势英雄 第八章 一席之谈

第八章 一席之谈

虽然到了七月上旬，美日联军仍然没有做好攻打北京的准备，但是愈演愈烈的“次要战斗”给中国高层敲响了警钟。美日联军正在想方设法的消除进军北京的障碍，不但游击队深受其害，就连正规军都受到了影响，如果还不能在内部问题上做出决策，保卫北京将成为一句口号。

可以说，这是中国当局面临的最大问题。

与此同时，游击队也在做着努力。

七月六日，代表游击队与中央进行谈判的五个游击队长提出了一套解决方案。该方案主要有：一是大力整合现在的游击队，在东北地区，分成黑龙江、吉林、辽宁与东内蒙古组建四个省级游击区，每个游击区只保留数支游击队，并且设置统一的地方政权，由地方政权直接指挥游击队；二是地方政权由游击队与地方民众推选产生，具有高度自治权，只在重要问题上听从中央的领导与指挥；三是地方政权的合法性必须得到承认，中央政府无权干涉地方事务，也无权任免地方官员。

显然，游击队回避了一个极为关键的问题，那就是游击队武装力量的性质。

说得更简单一点，游击队既然听从地方政府领导，那么要不要听从中央政府的指挥。更重要的是，在战后，是否要解除游击队的武装力量，还是继续保留这支武装力量，以及要不要遣返游击队员。

事实上，游击队与中央的矛盾就集中这个问题上。

虽然在战争时期，游击队武装力量指挥权的问题不是很突出，毕竟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