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戴着丑陋的猪鼻帽头盔，但石井四郎还是觉察出了小泉亲泽那无奈的目光。

上一次的那场大鼠疫，并没有教会人防范细菌战。

石井四郎和小泉亲泽分开众人，来到了现场，在他们不远处，是一个浅浅的弹坑，里面散落着很多破碎的钢铁零件，以及一些白花花的瓷片一样的东西。

石井四郎当先上前，俯身捡起了一块瓷片，仔细地看了看，瓷片胎体细密，釉质莹润，表面十分光滑，看上去没有任何污迹。

此时小泉亲泽也捡起了一块碎瓷片观看了起来，石井四郎看到小泉亲泽的手微微的抖了一下，只见小泉亲泽将碎瓷片交给了身边的一位同事，然后俯身在地面寻找起来。

石井四郎知道小泉亲泽在寻找着这些瓷质容器里装的东西，他也跟着一起寻找起来，但他们找了半天，却并没有发现诸如跳蚤、死鼠等和细菌传播有关的东西。

小泉亲泽直起身来，又捡起一块碎瓷片看了看，脸色变得愈发难看起来。

因为如果发现不了细菌传播媒介的话，他将无法建议当局立刻采取隔离防范措施。

而他更感到恐惧的是，对方用来传播病菌的媒介，很可能是一种人目前还根本不了解的东西

想到可能出现在的噩梦般的景象，小泉亲泽的身子竟然忍不住战栗起来。

而此时此刻，在大洋彼岸的中国，那位年轻的将军，正在受着相同的困扰，但他的困扰，来自于内心深处不为人知的回忆。

“炭疽细菌武器的威力其实超过了原子弹，与氢弹杀伤力相当的。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曾被灭绝人性的侵华日军在浙赣地区大面积使用，攻击中国平民”

“你听我说，这是我和同学们辛苦调查的结果，不是在这里讨你欢心的，你杨朔铭同学虽然是帅锅一个，但还没帅到本姑娘以身心相许的地步。”

想到那个一笑起来如同银铃般悦耳的可爱女孩子，杨朔铭的心里便是一阵刺痛。

“象这些，华青云、程重文、江长友、申达义这些人，都是咱们中国普普通通、安分守己的农民，可他们现在都一个接着一个地离开人世他们的死根本没人知道，更没人关心，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腿部溃烂，终生不治，穷困潦倒，生不如死。这一切，都是60多年前侵华日军亲手制造的。日军违背国际公约，灭绝人性地使用炭疽细菌武器，使无数无辜的中国百姓死于非命，幸存下来的则终身受到病痛折磨，凄惨的状况，令人落泪。”

“一位美国朋友曾经告诉过我，如果把炭疽芽胞杆菌当成生物武器来使用的话，其杀伤力绝不亚于氢弹，它足以造成整个城市和地区陷入瘫痪状态。感染者的病死率高达80，将近一半的人会在24至48小时内死亡。”

“而炭疽这种恐怖的生物武器，在上世纪40年代，侵略者就在中国人民身上惨无人道地使用了。更可怕的是，发生在中国人民身上的苦难并不被现在的人们所知，并随着历史的久远而渐渐的消失”

“这是受害者徐冰翠老人的回忆：你看看吧。”

“兵在一夜之间就全部撤走了，村民们从躲藏的地方出来，回到了村里，可却突然感染了瘟疫，有许多人在一夜之间便暴病身亡，几乎家家都有人死去，还有不少人家全部死绝。每天村里都有出殡的棺材，有的人死了都没人给他收尸。我的父亲也是暴病身亡，整个村庄哭声、喊声、痛苦的声响成一片。但后来，这些声音渐渐听不到了，整个村庄都阴森森的、死气沉沉的，充满了恐怖的气氛。还没过去，又有许多人开始烂脸、烂腿，有的几乎全身都烂”

“这是我在浙赣铁路沿线调查时发现的，那里的大部分村庄都有细菌战的受害者，当年预计伤亡人数至少在50万以上，远远超过广岛原子弹伤亡139万人的数据，这应该是到目前为止世界上规模最大、地域最广、伤亡人数最多的细菌战”

“去年的时候，我的一位转业战友在富春江日报上发了一组细菌战幸存者的照片：那是一家人，母亲感染了日军撒下的细菌，她的三个孩子也受到了间接感染。一家人历尽艰辛地活着，但终究没有办法挽留住每个人的生命。”

“原来这就是细菌战”

杨朔铭仍然记得，自己从那个美丽而且和自己一样富于正义感的姑娘那里得知这些后，心里莫名的震撼和愤怒。

“是啊，从那以后，我没事儿就到那里所在部队的驻地和附近的村子里去转悠，和村民们聊天，打听当年的情况。”

“一天，我还碰到了一位70多岁的老大爷。聊着聊着，大爷拉起裤腿，给我看他腿上留下的一大块黑黑的疤痕，说：人当时不仅撒了鼠疫、霍乱，肯定还撒了其他的细菌。你看我这腿，就是人撤退后不久烂的。当时十里八村烂腿、烂手、烂脸的人可多了，很多人当时就烂死了，没死的一辈子都在烂。早两年在我们村子随处可见烂腿的老人，但现在活着的只有我一个人了，过不了多久，在这人世上，你就见不到我了，但我有两个遗憾我想知道我中的毒到底是人撒的什么细菌我还想向人讨个公道呢要不然死不瞑目呀听了老人的话，我很是心酸，突然又冒出一个念头，一定要把这些幸存老人的悲惨经历记录下来，不能让这段历史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消失”

“这种细菌到底是什么怎么会一辈子都好不了我带着这个疑问，开始进行了调查。”

“我的好多朋友知道后，也加入了进来，而且后来伴随着调查的深入，当年侵华日军制造的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细菌战的秘密就这样被我们给揭开了。怎么样厉害吧”

“为了能在受害者离世之前见到他们，在不掌握确切信息的情况下，我们能做的，就是背着器材，喘着粗气，跑、跑、跑”

“要把一件法西斯战犯们在高度机密的状态下制造的历史迷案，在60年后找到证据并揭穿，这当中的艰难和复杂可想而知。虽然困难重重，但我们大家都没有气馁，为了寻找科学依据，我把患者的症状和发病经过，与当年侵华日军生产的细菌武器的致病机理进行了比较，并向国内所有能联系上的细菌学专家请教。在苏联出版的细菌武器指控案审判材料中，记录有日军高桥隆笃中将等人的供词，他们承认日军当年制造和使用了最厉害的炭疽、鼻疽细菌武器；臭名昭著的日军731部队头子石井四郎中将对浙赣线细菌战评价为收到颇大的效果。许多地方的档案资料和侵华日军731部队俘虏的口供也都证实，日军731、1644等细菌部队，当时确实大量生产了炭疽菌，并在1942年7月至9月间多次在浙赣铁路沿线地区实施了炭疽攻击，江山市的档案还把烂腿病作为战时损伤统计。这些烂腿老人的发病时间、地点、年龄及发病状况，与炭疽、鼻疽的感染症状完全吻合，根据这些资料，我们大家得出了一个共同的结论：这些烂腿老人，就是侵华日军细菌战炭疽受害幸存者。”

“2000年5月，我背上大得可以装下一个baby、重达50斤的摄影包和三脚架等摄影器材，在前期调查的基础上，开始了我的长征。”

“时间一直是我面临的最大的一个困难。那一年年初，我因为工作需要而调往杭州。工作岗位任务很重，我必须在完成份内工作的情况下，全部利用业余时间自费搞调查。这四年，为了跟时间赛跑，我一直在赶，赶节假日的时间，赶双休日的时间，赶在大都在70岁以上的受害幸存者们去世之前能够见到他们”

“我在浙赣铁路沿线累计数万公里的乡村路上，骑过摩托车，搭过拖拉机、三轮车，偶尔也租过200块钱一天的的士；而更多时候，还是喘着粗气，背着器材，跑、